乐鱼体育app下载胡泽学 付娟农耕文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之原因阐释

　　乐鱼体育app下载胡泽学 付娟农耕文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之原因阐释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根基。本文从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出发，探讨了中华农耕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的农业因素，从而提出赓续传承提升发展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建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先民与自然万物相生相息、协同共存而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产物。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之根和魂。中华农耕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华农耕文化的长期稳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从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不同领域影响的比较多，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医文化、民族舞蹈等的影响。反向观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的原因，特别是从中华农耕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受影响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见。本文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入手，努力探究中华农耕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的农业因素，从而提出赓续传承提升发展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建议。

　　中国传统农业，产生于世界的东方，产生于相对独立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产生于海洋性季风气候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中，因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自身独有的特点，即是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组织

　　中国传统农业一直强调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古代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有限的土地不能完全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必须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因此，历史上的耕作制度从撂荒制演进为连作制，由单一耕作种植演进为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多熟复种，同时，创制革新农业生产工具、强化优良品种的繁育和优质高产物种或品种的引进、改变耕作方法、兴修水利等农业相关技术不断创新、进步，都是利用一切手段，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二是中国农业起源地之一的北方旱作农业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常年降雨量少，而且在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因自然环境干旱，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就是抗旱保墒，一切农业耕作技术都是围绕这个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来完成，遂成为我国精耕细作体系最早形成的地区。人们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尝试利用各种生产手段来达到抗旱保墒的目的，逐渐形成了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中国古代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早在沟洫农业时期就已经孕育，经历了四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精耕细作农业开始萌发；战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隋、唐、宋、辽、金、元时期，是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明清时期，是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多熟种植不断推广、耕作技术不断精细化。中国古代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更多地强调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和生产要素，从土地精细耕作，到良种精细选种、田间精细管理等综合措施，让农作物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和环境下茁壮生长，同时，采取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多熟制等手段，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在收获时采取精细收贮，最终的目的是在有限土地面积上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因而，中国古代农业是一个劳动集约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技艺和作物产量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国古代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是由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造成的。中国疆域的北部是蒙古高原和草原大漠，西部和西南部是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东部和南部毗邻太平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国广袤的土地多半位于中纬度地区，一年四季分明，更加适合农耕生活。土壤、水资源，以及气候条件更适合发展种植业，因而种植业相对于畜牧业、渔业更加发达，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复合经济形态。在传统农耕区域，农业产业结构中的畜牧业所占比重不高，至于渔业，其占比更少，这两项一般被视为农家副业。这种现象在单个农家范围内，尤显突出。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其实是继承了由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以家庭和家族为主的一种农业社会组织结构。血缘家庭是组成社会大家庭的细胞，在传统社会也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独立的生产实体。血缘家庭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小单位，便于分工合作，而农业生产又反过来让血缘家庭的结构得以持续保留，农业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自身生存需求和劳动力再生产。于是，形成了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封闭体系。

　　中国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精耕细作、种植业为主、小农经济的特点，造就了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农业生产结构、农村组织结构的相对固化，形成了中华农耕文化的长期稳定，与此同时，孕育并践行了“顺天应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理念和天行健、人自强的传统人文精神。中华农耕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长盛不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塑根、塑形、塑魂的赫赫之功。

　　中国传统农业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天人”关系，孕育形成了“天、地、人”“三才”理论，并在“三才”理论和“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引领下，一直在一条符合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运行，形成中国特有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模式。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关注“天”的问题，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同时，将农业置于天、地系统间，形成一个整体思维。不管是从鸿蒙时代的“三皇”到“五帝”，还是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以及后世，中国先民一刻也没有离开对“天”探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法则，如《吕氏春秋·审时》载：“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养之者天也。”这类经典的记载和论述，系统地总结了人对“天”“地”的认识。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观日测天的设施和设备（圭表），甲骨文记载了天象，中国人发明的认识世界的时间制度——二十四节气传承延续至今，既与天文历法关系密切，又在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在农业产生的初始阶段就开始的对“天”“地”“人”关系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三才”理论，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三才”理论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不仅持续影响着中国传统农业，而且在此基础上，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所谓“三才”理论就是探讨天、地、人三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揭示了天地与生物（人）的普遍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再生产必须适应自然再生产的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活动必须顺天应时，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三才”理论中，客观存在的自然要素是“天”和“地”，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是“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人”必须主动配合与协调客观存在的“天”和“地”等自然要素，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三才”理论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总结形成的思想理论，与哲学范畴下“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规律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人合一”思想，也是中国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业生产和自然万物认识而产生的，既是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乐鱼体育官方网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思想一直在指导、修正中国传统农业实践，告诫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要认真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才能真正推动农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长期稳定的发展。

　　同时，“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原点，一直影响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早期哲学流派，也深深地影响着《易经》和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实践论和认识论，形成符合中国古代客观实际的朴素的唯物史观和方。“顺天应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塑造了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价值追求，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长盛不衰提供思想支撑和理论基础，有塑“魂”之功。

　　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农业既为国家、社会、居民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衣物资料，又为国家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财政税收。因此，历朝历代对农业非常重视，从而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还是后世的思想家、家，都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重农思想政策贯彻执行地比较好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昌盛的景象。

　　历代重视农业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国家和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人民要生存，国家要稳定，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洪荒八政，食为政首”，统治者需要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达到富国裕民，才能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二是国家财税的需要。在充分发挥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基础上，争取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以便收取更多的赋税，支持朝廷和地方的各种建设、官僚机构的运转和大量非农人口的生活需要。三是战争和救荒的需要。国与国之间、朝代更迭之际的战争，需要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衣物资料，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频发，自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积贮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历朝历代的重农思想，强化了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有力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王朝政策的改革，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制度框架和体系，如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土地制度、“重本轻末”的赋税制度、稳定社会的粮食保障制度、保障民生的救荒赈灾制度，等等。这些，客观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民的种田意愿，农民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文化，为国家治理和长治久安打下良好的基础乐鱼体育官方网站。广大农民在一个相对安定和谐的环境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创制农业生产工具，革新农业生产技术，创造新的农业生产方法，促进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在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里，广大农民也形成了符合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观念、处世智慧、家庭美德和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显著特点之一是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这里的农业主要指种植业，而且在某种意义特指粮食生产。这与中国的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都大有关系。

　　从生态系统角度来看，能量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食物链。能量在植物、草食动物、小型肉食动物、大型食肉动物等食物链的不同营养级间转化时，每一次转化均有大量的能量以热的形式散失到生态系统之外。因为能量转化后逐级递减乐鱼体育官方网站，生物量在绿色植物、草食动物、肉食动物等食物链的不同营养级上，有着稳定的数量级比例关系，即后一级生物量只等于或者小于前一级生物量的1/10，而其他的9/10的能量由于呼吸、排泄、消费者采食时的选择性等被消耗掉。

　　“人类的种植和养殖技术虽然能将能量的转化率提高到1/10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种逐级减少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从农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考虑人地关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结构，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以粮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中国人也被称为“淀粉型”人。而西方人被称为“蛋白质型”人，以动物类肉食为主。“植物-人”显然要比“植物-动物-人”的能量损耗低得多，因此，“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要比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多养活几倍人口”。这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态学原因。

　　发达的粮食种植业催生了更多的人口，而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导致了更多的淀粉性食物需求，这又将这种劳动集约型的粮食农业推进到更为广阔的范围，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为主”的鲜明特点。而这一显著特点也可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也能得到印证。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到云南腾冲，基本把中国的农区分为牧区和农耕区，线%的人口；而线%的人口。在交通设施条件和商品流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一数据有力支持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要比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社会多养活几倍人口”这一观点。因此，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养活了我国大部分的人口，为中华农耕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历史发展的很多秘密，实际上蕴含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之中。种植业生产工序复杂，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也多，需要通过家庭成员的口传心授来传承延续，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能够更好地传承种植业生产技术与知识体系。

　　传统种植业物质投入少、生产周期短，门槛低、易复制，家庭一锄一镰或一犁、一个主要劳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的生产组织方式完全能够适应种植业生产的需求，完成一年到头的农业劳动。即便遇到自然灾害、饥荒、战乱等影响，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组织、恢复生产，大大增强了个体家庭的生存能力和抗灾能力。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土地继承方式主要是诸子均分制，不同于西欧的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减少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防止集体经营可能出现的偷奸耍滑和搭便车行为，强化激励和约束。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再加上整体人口的增长，使得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个体家庭从事种植业，相比从事畜牧业而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来获取更多的食物，个体家庭有较强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

　　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与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高度适配，也造成了社会单元的碎片化，既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基于直接血缘关系的生产单元又能够充分调动内部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便于分工协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种植业因生产工序复杂，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从事生产活动，促进了农村人口的稳定和固化，减少了人口流动，形成了相对封闭、安土重迁的稳定农村社会。

　　种植业生产粮食和果蔬，既是一家一户生活和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居民生活和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物质基础和支撑保障。数百万上千万的小农户，每家有一点粮食果腹，就能顽强地生活下去。如果连年有盈余，则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就会有更多更高的精神追求。每家提供一石粮，国家就有数百万上千万石的粮食入库。粮多国富民安，就出现了汉唐盛世、宋明风韵等景象，也出现了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化之繁荣，共同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因农村人口的压力而形成的。由于人口的增长，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就必须且不得不采取精耕细作技术。中国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始于战国后期，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成型于宋代。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工序繁多，涉及选种（育种）、耕地整地、播种移栽、中耕除草、灌溉施肥、收获运输、脱粒加工、入仓储蓄，等等。使用的生产工具成系列，每道工序、每件生产工具，都需要一人或多人完成，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时间，紧紧围绕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强化了农业生产队伍的稳定，决定了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稳定，同时也进一步挤压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容不得人们有过分的举措和非分之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中国古代人口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总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2000万，到汉代的6000万，出现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由于连年战争，三国时期降至800万，到了隋唐时期，人口逐渐恢复到5000万；两宋时期，人口突破1亿；从元代的6000万到清后期（1840年）的4.1亿。由于中国古代人口总体趋势的增长，加之国家“重农抑商”的政策，农村人口相对稳定，流动人口相对较少。这样，原来的耕地面积，不足以养活增长的人口，倒逼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既强化了种植业的主体地位，又进一步完善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从最初的撂荒制到休闲耕作制，从休闲制到连作制，从一年一熟到间作套种、两年三熟、一年多熟等。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加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减少，把农民相对固化在田间地头，农民队伍相对稳定。可以说，农业精耕细作技术能够使有限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人口的不断增长又倒逼农业精耕技术技术进一步提升和完善，进而将更多的农民固化在农村，形成了传统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自产生以来就从未中断过。在中国古代，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状态，即使是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但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在古代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遭受挫折和战乱而受到巨大损伤后，我们的先民会首先回归农业，认真总结提升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更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抚平挫折和战乱带来的创伤，推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下述例证可以充分说明这一观点。战乱后的西汉初期，汉王朝的无为而治，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耕作制度、技术要求更加精细，中国农书划时代之作《氾胜之书》应时而生，“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魏晋南北朝时，战争频仍，严重破坏了社会根基，农业生产亟待恢复，出现了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农书，强调“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元朝统一全国，同样面临战乱之后农业的复苏和国家经济的振兴，《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等官修的重要农书粉墨登场，王祯《农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兼论北方旱作和南方水田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对元代南北农业生产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时期能产生重要农书，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说明精耕细作传统自始至终延绵不断，同时，也说明人们自主发扬精耕细作传统，去克服时运困难、振兴当时的国家经济。

　　精耕细作技术造就了具有强大生命力且持续发展的传统农业，因而也造就了发达的中华农耕文化。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依托精耕细作技术而发展，中华农耕文化依托精耕细作技术而萌发、发展、提升，滋养哺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较早、成就大，而且始终没有中断过，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达的、生命力强大的传统农业，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强大生命力不绝的源泉，正是因为具有优秀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作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根”。

　　中国传统农业内生特质造就了中华农耕文化鲜明特点，塑造了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精神品格。中国劳动人民为人处世的性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性格。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典型的性格。安土重迁与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对资源环境的高度依附性以及农业生产设施的不可移动性有着密切关系，比如田地、房舍、畜圈、水渠、果园、鱼塘等生产生活要素的固定。二是守成守业的性格。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传统农民守成守业，比如，耕地、房子、畜圈、水渠、果园、鱼塘都“耐用消费品”；已经开垦出来的田地可以年复一年耕种，耕种几千年直到今天；水利工程也不必每年去修去建，只需每年维护一下即可世代享用；种子牲畜可以年复一年地繁衍生息，都可以自然地轻易的重复利用，用不着去创新，去改辙更张。三是勤于持家、俭以养德的性格。庄稼通常一年只收获一次。这一次的收获一般需要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计，还要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天灾人祸。因此，造就了农民勤于持家、俭以养德的典型性格，不像商人，他们逐利而来、逐利而往，随时都可获得生活的来源，不必每天都担心饿着饥着。四是循规蹈矩的性格。由于他们世代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没有商业竞争，没有外部压力，只要自己勤劳肯干，就能衣食无忧，长期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农民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性格，天天如昨，样样如旧。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性格是与传统农业紧密相联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传统农耕社会农民安土重迁、守成守业、勤俭持家、循规蹈矩的品格。虽然这些品格带有部分消极因素，但反映传统农耕社会的农民故土难离，缺乏创新变革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但是，从积极的层面来看，这些品格造成农村人员相对固定、农村社会持续稳定，便于思想理念、宗法制度、农耕技术、文化习俗、家庭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传承、提升和发扬，更好保护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提供绝佳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基础。

　　所谓小农经济，就是农业领域内与简陋的手工工具相联系的、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以劳动的独立性为特征的小生产。或者说，小农经济是农业中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生产和小私有的统一。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正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便于国家管理和政策制度的执行。一家一户从事个体生产的小农，正适合主义体制下君主的需要。《韩非子》“六反”指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商君书·农战》认为：“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吕氏春秋·上农》总结归纳了农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农民纯朴，更容易被国家所用，能够做到“边境安，主位尊”；农民私利之心少，便于法令的推行，形成合力；农民普遍安土重迁，不会游离，更不会逃走。这就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推行“重农抑商”“驱民以农”政策，以及强制推行农民家庭个体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便于国家财富的积累和赋税政策的执行。君主国家正是建立在对小农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古代，农业税收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农强则国强，农富则国富。因此，广大的个体小农就成为国家榨取赋税的主要对象，被盘剥被压榨。广大个体农户除了向国家交纳各种赋税，还要承担无偿的劳役和兵役。孟子所谓“无野人，莫养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土地是整个国家财富的寄托，农民是整个国家机构的供养者。

　　第三，便于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中国古代所推行的小家庭人员模式是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一家人必要的生活资料，“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组织结构里，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亲爱和睦，永远不会离开所属的乡井。一个稳定的农村是一个大宗族，个体家庭直接受控于宗族，宗族成为国家控制人民的中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家庭和社会组织模式。

　　第四，便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血缘宗法制度，是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在广大的古代农村尤甚。在这种环境下，小农家庭的基础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因而自主不自主地扩大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这种以宗法制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结构使中国文化重在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理想人格，如重义轻利、兄友孝悌等思想已成为人们共同推崇的行为准则。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大家自觉遵守，不越雷池，不超越规则，诚信友善，邻里和睦，和平相处，并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品行和情操。“家国同构”的结构，使得每一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的治理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上，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有利于国家稳定，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小农经济固化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种植方式，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同时，也固化人的思维方式、精神品性。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演变发展中，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的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通过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这种基础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这种特性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上的稳定性。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性格特质，构建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

　　中华农耕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度、深层次、强力度的，其原因除上述已论及的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浸润在中华农耕文化之中，因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源于中华农耕文化，中华农耕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华农耕文化的持续稳定促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盛不衰。

　　中华农耕文化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是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汇集。今天，中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以欧美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指向，要考虑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既要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发展现代农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从传统农耕文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中华农耕文化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思想观念、制度礼仪、技术经验等方面文化元素的集合。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之星。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贯彻顺应天时、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农业思想法则，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和绿色发展。“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最后内化为广大人民特别是现代农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在中华农耕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除了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外，还积累了丰富的为人处世的传统美德。中华农耕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和“魂”，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因此，要大力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化，重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传统美德，推行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文化振兴让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转化为农民的情感认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广大农民自觉坚守的道德规范，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农民的行为方式”，让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赓续文脉、接续流传、永续发展。

　　中华农耕文化锻造了广大农民的核心思想理念，铸造了广大农民的传统美德，在新时代，中华农耕文化同样能够塑造广大农民新的中华人文精神。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创新农耕文化传承方式，让文化“活”起来，让优秀农耕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永久魅力和风采，树立新时代新农民新的精气神。

　　中华农耕文化独特丰富的农耕理念、农耕经验、农耕技术，锻造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精神品格，积淀了中国人特有的珍贵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中华农耕文化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发展起来的，受历史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一些还是守旧的、过时的，甚至是不正确。因此，在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化时，秉承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思路，扬弃但不全部抛弃，继承但不照单全收。同时，要特别强调是，要在传承中提升，在提升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让古老的中华农耕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服务，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